1930年9月24日清晨，上海麦特赫司脱路（今泰兴路）一座僻静的花园洋房内，陆续走进一批神色凝重的男女。他们以商人、教师或市民打扮掩饰身份，实则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成员。这次秘密集结，旨在召开一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会议——六届三中全会。此次会议的核心任务，是纠正当时党中央实际领导人李立三的"左"倾冒险主义错误（史称"立三路线"），将中国革命从濒临失败的边缘拉回正轨。

1930年夏，中国革命形势一度陷入狂热与盲目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基于对形势的误判，认为"全国革命高潮已然到来"，甚至宣称"会师武汉、饮马长江"指日可待。在他的主导下，中共中央通过《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》决议，要求各地红军放弃根据地，全力进攻中心城市，并组织全国总暴动。

这一激进策略导致惨重损失：武汉、南京等地的党组织因盲目暴动几乎瓦解；红军进攻长沙等城市时伤亡惨重；许多农村根据地因主力调离而遭敌军反扑。就连共产国际也紧急致电中共中央，批评其"盲动精神"，要求停止冒险计划。

面对危机，瞿秋白、周恩来等人受共产国际委托，从莫斯科紧急回国纠错。1930年9月24日，六届三中全会在极端保密中开幕。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10人、候补委员4人，以及北方局、南方局等代表20人。会议首日，周恩来作《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》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"中国革命发展极不平衡，尚不具备全国总暴动的条件"。他强调红军和农村根据地才是革命存续的根本，批评李立三对城市暴动的盲目乐观。

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沉痛的自我检讨："我对形势的估量脱离了实际……导致党和红军遭受损失，我承担全部责任。" 据与会者回忆，他发言时"面色苍白，双手微颤"，但态度诚恳。会议最终通过《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》，正式终止武装暴动计划，要求"立即恢复党、团、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"。

六届三中全会虽未彻底清算"左"倾思想根源，但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：

然而，共产国际随后指责会议对李立三错误"调和妥协"，导致纠偏努力未能持续。数月后，更极端的王明"左"倾路线上台，直至遵义会议才彻底扭转。

六届三中全会如同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，虽短暂却照亮了航向。它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艰难探索：既要克服自身盲目冒进，又需应对共产国际的强势干预。李立三的检讨书、周恩来的报告稿、秘密会议的旧址……这些碎片共同拼出一条教训——脱离实际的激情，只会成为革命的荆棘。

此次会议后，毛泽东在赣南闽西的根据地实践中逐渐形成"农村中心论"，最终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。而1930年9月24日这三天，也因此成为党史上从挫折走向清醒的关键注脚。